方长平:美国相对衰退加剧战略竞争,中国需再评估中美关系以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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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3-14 19:47

  方长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其背景在于除了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外,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精英层和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也有直接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崛起,中国塑造、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力在提升,中国自身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本文在分析美国历史上为应对其他大国或者自身衰退而采取竞争战略的基础上,对特朗普竞争战略的内容进行解读,从而提出中国可能的应对之道和观念。

  冷战中及冷战后美国竞争战略回顾

  二战后,美国登上世界霸权的巅峰,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国际影响力无与伦比。冷战时期为了维持对苏联竞争的优势,美国在不同时期推出了不同的战略。二战结束到60年代,美国在传统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利用其超强实力采取军事遏制、联盟等战略。到了1970年代,美国在陷入越南战争、国内经济危机、在美苏竞争中处于守势的背景下,通过对苏缓和、与中国和解以及卡特时期的人权战略,试图扭转其竞争优势,提升国际威望;到了19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随着学术界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说兴起,以及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美国对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等软实力空前自信,试图以此弥补美国硬实力的相对不足。进入新世纪,为应对全球反恐斗争,小布什时期建立了全球反恐联盟;奥巴马时期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引领与参与。

  特朗普上台后,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他本人的执政理念,美国的竞争战略主要体现在:第一,提升国内的经济竞争力。美国试图通过再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第二,对国际组织、国际制度采取基本摒弃态度,特朗普本质上不信任多边制度体系,包括美国自己创立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奥巴马时期提出的TPP战略。第三,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尽管没有完全放弃,但在美国新政府的战略议程上相对靠后。总之,在国内与国际事务中,国内优先;在经济与安全、政治事务中,目前看来经济优先;在双边与多边选择上,更重视双边,无论是国际多边制度、还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美国的重视程度都不足。当然,受美国国内政治以及他个人政治风格的影响,美国上述战略也是动态的。

  美国的衰退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舆论界热衷讨论美国衰退与中国崛起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界讨论权力转移理论、修昔底德陷阱等理论热点,在这里我们不讨论美国是否衰退,而是看美国衰退(即便是相对衰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会发生权力转移的战争,战争发起者既可能是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而发起的预防性战争,也可能是挑战国发起的取代霸权国的战争。对于中美来说,无论是从实力对比还是战略选择来看,中国都不太可能发起针对美国的战争。而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战略界和决策层从冷战后的演变中国,到防范、遏制中国的态势愈益明显。这点从小布什时期就开始,后因众所周知的反恐战争而搁置,奥巴马上台后特别是第二任期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这种预防性遏制战略思维的体现。

  到了特朗普时期,即使是一再强调美国优先、经济优先,即使需要在朝核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在防范、遏制中国的根本性目标上也丝毫不懈怠。不仅在传统的台湾、南海议题上不放手,如参议院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南海巡航上制度化;而且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屡屡施压。在对传统联盟联系依然实质重视的基础上,又开始通过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在亚太构建新的多边联盟体系。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衰退或者自我感觉衰退的进度与它反击的程度成正相关。特别是,当美国社会与精英层感觉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退已经不可避免,机遇窗口在我们这边而脆弱性窗口在他们一边时,反击的烈度更强,情况更严峻。

  如何应对美国衰退的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调整相关认识:第一,过去我们总认为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中国和世界是个威胁,我们由此提出世界多极化的战略,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衰退的美国对中国也并非福音,美国可能提前对中国采取预防性遏制,在国际社会美国的“退”并不一定或者必然带来中国的“进”;其次,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需要重新认识。中美关系过去受第三方因素影响比较明显,随着中国崛起,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中国认为塑造、把控中美关系的能力提高,但现在看来这点也需要有新认识。在美国衰退的背景下至少经济议题本身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在特朗普政府空前重视国内经济振兴的背景下,中美经济领域并非必然只有或者只能合作;第三,对中美关系性质变化需要重新认识,作为异质性尤其明显的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竞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利益与战略空间竞争,延伸到国内的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的模式之争, 这种竞争是否可能进一步激化现有的矛盾,值得警惕;最后,我们对特朗普政府战略调整的结果要有认识:我们现在有一种认识,特朗普受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环境限制,难以有所作为,已经出台的战略也难以取得成功,因此我们不必忧虑。这是对美国内外战略调整对中国的挑战认知不足,这不是自信,实质上是一种焦虑。我们的战略设计应该未雨绸缪。

  第二,在调整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急需注意对外舆论宣传,包括学者的研究和言论。在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中央最高决策层是冷静的,学界总体上也是比较谨慎的,但舆论界相对比较高调。现在宣传中国人均GDP比较靠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弱了,而宣传GDP总量第二甚至何时超过美国的声音强了;宣扬中国外交首先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声音弱了,为承担更大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全球治理产品的强了。

  总之,中国外交乃至中国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美国衰退或者美国犯错的基础上,须知美国衰退可能对中国更有威胁性,而美国犯错,则其对外战略再调整的幅度可能更大。

  文章来源: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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